南京福启祥云

央视春晚的台柱子之一赵本山的小品以大众化、尤其是来自土地的语言、幽默与“狡黠”，表现当下生活，铺陈笑源，营造喜乐，鞭挞不正之风，追求诚实纯朴与人心深处感悟，引起观众的普遍欢跃，这是好的评价。也有差的观感：忒俗了，没内涵；小沈阳红不了多久，没啥新东西，就那点玩意，做派。多元化的体现不必要有个唯一标准，没有必要对一个小品如此苛刻。我想从另类角度来感想一下《不差钱》中现实主义的暗喻性：
　　中国不差钱，2008年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0万亿元，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7万亿元，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6万亿元，外汇储备1.95万亿美元，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基石。差的是什么，是由大到强的发展过程，发展方式向集约化转变以及精致化发展和标准化发展的补课，还有国际化和社会化••••••。改善民生，社会公平的调整空间巨大。
太宏观了，聊一下小品中有一个经典台词“真相可以有”，老百姓太渴望真相了。追求群众的喜闻乐见，我们期盼对群众的振聋发聩或者洗涤启迪或者春风化雨语言类节目。就真相而言，中国各级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长足有目共睹进步。许多突发事件、意外事故在第一时间通过各种渠道让老百姓知情，包括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各级行政首长的信箱开放等••••••，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发挥了很好的服务作用。国家及部门领导回网民的疑问、首长在线以及舆情的收集反馈，各级政府“两会”的开放程度••••••。
以上纯属个人臆断，专业评论者切勿当真，就当过年老百姓自己乐呵乐呵了。这里还要感谢作者崔凯等人在选材上的用心程度，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更企盼更多“主题思想切中时弊，艺术手法比较娴熟，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好作品问世。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和最活跃的地区，成为全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地区。国务院2008年9月出台的《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使10多年的“长三角一体化”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未来一个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和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作用将进一步增强。

笔者以改革开放30年理论与实践经验为蓝本，就国务院出台《指导意见》后，各级政府、各大研究机构以及多层次的长三角地区发展论坛、峰会所透露的相关信息进行梳理，组织官产学研的代表对世界经济严峻形势和长三角地区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研判，特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供参考：

一、认清形势 增强信心 政策得当  改革攻坚

目前我国和世界经济形势严峻，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国内宏观调控也存在值得重视的问题，能源、粮食、贸易、金融等全球性经济问题突出，不确定因素增加。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新的矛盾层出不穷，资源、环境和建设等问题日益尖锐，体制、机制深化改革迫在眉睫。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尚在远离技术前沿的水平上运行，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要实现持续增长不仅需要我们逐步跟上世界最新的技术进展，还需要在长三角地区形成一个有效动员和配置物质及人力资本的机制。而做到这些只能通过结构性改革。当前的增长下滑应直接归因于总量上的有效需求不足，其背后是结构失衡问题。加大总量投入的刺激对经济急速下滑中无疑是必要的，但它不会构成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当下相关政策的着力点应该转向长期悬而未决的体制性问题。加速推进长三角地区的改革，勇于攻克改革难点，加快长三角城市群市场化进程，健全和规范统一开放的产品、技术、产权、资本、人力资源等各类市场，率先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长三角地区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只要政策得当，中国及长三角地区就能率先实现经济复苏。

二、突出发展服务业  彰显长三角地区优势

工业和农业部门在当前的政策中得到了明确的强调，但服务业未有直接的利好措施。服务业的发展繁荣是经济社会成熟发达的重要标志，加快服务业发展，不仅是增加就业、解决民生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经济发展转型与升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增强产业竞争优势，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客观需要。长三角地区服务业发展优势十分明显，在当前形势下，服务业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快服务业发展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内需不足的重要抓手。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制造业的出口和投资造成了明显影响，服务业，尤其现代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对于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快速调整和适应国际金融态势的变化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加快服务业发展有助于防止经济过快下滑，也有助于中国经济实现率先反弹与复苏。服务业涉及大量新的消费增长点，应该成为扩大内需、启动消费等各项工作的着力点。此外，与工业相比，服务业具有更高的就业弹性，服务业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服务业发展的增加就业功能可得到进一步发挥和强化。

三、更快推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

没有户籍身份的认同，无论是称“农民工”、“打工仔(妹)”还是“外来务工人员”均构不成实质尊重。在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具备了在城市定居的各项基本条件，唯一缺少就是城市户口。很难想象，全盘接受城市生活方式的新一代农村青少年还能够接受父辈们的城乡迁徙。少数特大城市除外，取消城乡户籍应该具备可行性，财政也有能力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在长三角地区形成人口集聚的城市群、城市带能够极大地提升经济效率。我们认为，这会是一个启动消费、加快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的突破口。户籍制度的改革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结果，也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可回避的重头戏，一定会水到渠成。“城乡两种户籍制度，最终正像上世纪90年代初粮票的消亡一样，不是被取消的，是在一些条件具备以后消亡的。”户籍门槛的取消也不一定造成城市部门不堪重负，因为农村同样存在大量创业和就业机会，只要政策引导适当，市场经济的自衡性也一定会放大农村与城镇的发展潜力。在这方面长三角地区具有一定的优势，两省一市可以在全国率先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而这个改革的核心，一方面是如何使城市的福利体制货币化；另一方面，如何提高农村的福利水平，使得人才流动更加快捷，从而消除全民创业谋福祉和各类公司发展的瓶颈。

四、释放民间创业热情，推动民营经济永续发展

　　 金融支持创业的力度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不增反降。有研究显示，1980年代农村地区给农户的贷款占农户收入的比例，要比1990年代的同口径数据高很多;并且农村地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比例，在1980年代的比例是1∶1或1∶2，但到了1990年代就变成了1∶3甚至更高。金融压抑的结果是农村创业土壤的“盐碱化”，只能外出从事简单劳务。民间创业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形成一个良性的城乡互动关系，在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理念、政策、措施等方面要解放思想，真正“为创业者着想、排创业者所难、为创业者办事、让创业者满意、受创业者监督”。长三角地区的各级政府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还是有许多经验和模式，真正善待民营企业不仅是千方百计扶持，更要想方设法从“管住”向服务转变，极大地保护和维持投资者的创业积极性。观念决定出路，先进的执政理念是民营经济得以腾飞的翅膀。我们如果不以刮骨疗伤的气魄，彻底根除一切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观念，民营经济发展就不可能实现质的飞跃。我们要增强“成就创业有功、败坏创业有过”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制定完善有利于全民创业的政策和制度，降低创业门槛，拓宽创业领域，增加创业机会，打造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洼地。大力强化监督查处，转变机关工作作风，提高政务工作效能，为民营经济提供最优最快和最实用的服务。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所讲的，改革开放是人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的内在统一，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只有“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才能“使全体人民都满腔热情地投身改革开放伟大事业”。

五、以节能减排为抓手，实现地区生态文明

中国的土地自然生态是一只很大的手，城市生态和社会生态或者叫生态文化又是一只手，要把生态问题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在长江三角洲的整体发展中，应注重地区内自然山丘、江、河、湖、海的演变，保护耕地，让大地绿色系统贯穿整个地域。组织空间、留出空间——使江河、耕地、村落、大片绿色系统和城市相互契入，和谐分布。我们要对现有的地区生态系统做出科学和负责任的评价，以改善人民居住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己任。当前正值国家大力启动内需，突出惠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应注意大型基础设施（指高速公路、干道等）划占自然土地的问题，注意节约农田和保护生态。这就需要对长三角地区这二十多年来的城市发展进行科学地总结，整合促进地区城镇布局的规划的科学与适当；整合地区各项大型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地建设。整合应当是分层次的整合，是城乡关系的融合，是体制、机制、运行方式的调整和改变。长三角地区的整合，关键的关键是建立整体协调的机制以及提高科学决策水平。然而历经30年迅猛发展，长三角地区发展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实现地区生态文明这一治理方针现在无论是对长三角的欠发达地区，还是发达地区，均并不能完全适应。对于一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较高的山区县（市）来说，当前的治理理念应该是“以社会发展为中心”，实施“人要出来，钱要进去”的发展思路。但实际是这些县（市）也和发达地区一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主抓经济工作，结果力气花得很大，成效却并不显著，还产生了区域布局不合理、生态环境破坏、社会发展滞后等问题。

要知道，欠发达地区的青山绿水就是无形的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而且是可以永恒连续增值的稀缺财富，我们不能目光短浅，既然上苍赐予了我们这一片沃土，就一定要规划好，设计好，管理好，这也是新世纪赋予我们的光荣而神圣的职责。

综上，从全局眼光来看，长三角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并不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带动整个中西部发展进步才是更为重要的目标。从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特点看，正从过去的几个大城市领先的极化发展到如今的有一批城市群的泛化发展。这是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规律和态势。现在长三角的发展已扩大到泛长三角区域的合作，这有利于这一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向国际合作迈进。我们坚持走改革开放道路，必须有一个综合载体，来提高国家的实力和抗风险能力。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就是一个全新的平台，有利于增强两省一市的尽早摆脱当前世界经济低迷和危机。两省一市可以通过取长补短、协调发展，促进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来化解人民币升值、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提高带来的风险。长三角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还可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区域协调发展探索新路、提供新的经验。面对世界经济严峻挑战，共担历史责任。

1.亚洲第一智库是怎样炼成的
2009年02月01日  《瞭望》新闻周刊
　　具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最高殿堂地位，又是中国社科研究和政策咨询的第一重镇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从这里往西不到十分钟车程即可到中南海。这个地址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地理位置上，作为中央直接领导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自建院在此32年，一直担负着党和国家“思想库”、“ 智囊团”的重任。在美国“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日前发布的报告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排名亚洲最顶尖智库第一名，排名“非美国”最顶尖智库第二十五名，再次体现了其在全球智库研究领域的影响力。
　　中国社科研究第一重镇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决定于1955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所、哲学所、历史所等13个研究机构相继成立，这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
　　一时间，群贤毕至，范文澜、金岳霖、郑振铎、吕叔湘、冯至、于光远、孙冶方、夏鼐、何其芳、顾颉刚、俞平伯、钱钟书等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云集学部，这座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百花园”气象万千、盛极一时。
　　1977年，浩劫初消，举国上下反思过去，寻觅未来之路。在这个历史时刻，党中央于当年5月批准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初期，虽然只有14个研究所、100余名高级研究人员，但在第一任院长胡乔木的领导下，全院遵照邓小平关于“中国不仅要建设经济大国，也要建设文化大国”的指示，不仅奋力恢复被摧残和破坏的研究机构，而且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积极创建新的研究机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马洪提出，社会科学研究要适应这个转变，在开展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进入新世纪，中央对中国社科院作为国家智库期望提出了更高要求。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指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2005年5月19日，胡锦涛同志专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汇报，强调要“进一步办好社会科学院”。
　　为适应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社科院为此实施了“重点学科建设工程”，现有研究所31个，研究中心45 个，含二三级学科近300个，其中重点学科120个。全院高级专业人员1676名，中级专业人员1200多名，拥有一批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名、学术造诣高深的专家学者和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崭露头角的中青年科研骨干。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以研究力量雄厚、学科齐全、人才集中、资料丰富的优势，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和政策研究，智库研究的决策咨询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重在理论和决策支持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新理论”，在中国社科院大楼的一面墙壁上，这16个金光闪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
　　过去的3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以服务于国家和人民为己任，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研究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支持。
　　1977年中国社科院建院初期，中央批准该院4种专业刊物复刊。《哲学研究》编辑部于当年年底率先举办了座谈会，批判四人帮在所谓“唯生产力论”问题上的谬论。1978年，在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哲学所率先发起并多次召开全国性理论和实践问题讨论会，组织发表系列文章，出版了印数上千万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文集，并组织学者们到企业、机关演讲和辅导，对推动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为我们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发挥了积极作用。
　　除了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发表了大量的经济学论著，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价值规律、商品经济与公有制的关系、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关系等重大经济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1978年10月，胡乔木院长发表了《按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对人们冲破“左”的思想束缚，认识改革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必要性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1979年，于祖尧在《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这也是学术界最早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题发表的探索性理论成果。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应是“市场取向改革”，并开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进入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的探讨。
　　近年来，中国社科院还为“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积极探索社会和谐发展的新途径，同时为我国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也积极建言献策；应用对策研究向战略高度提升，其中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给中央政治局讲课。
　　从2003年至今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中国社科院各研究所的代表人物先后登上了中南海的讲坛，如余永定、江小涓、张西明、李林、张宇燕、李崇富、郝时远、李培林、景天魁等研究员。他们分别就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世界就业发展趋势和我国就业政策，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世界格局和我国的安全环境，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我国民族史的几个问题等领域进行了专题讲解。□

2.美媒:中国经济不会下沉
2009年02月01日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之音”网站1月31日文章，原题：中国经济前景如何？ 中国经济多年来保持了两位数字的高速增长。直到2008年下半年，这种增长似乎是不可阻挡的。不过，中国最近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去年第四季度的增长出现了显著下滑。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如何？是否会继续急剧减速呢？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字，中国经济在2008年第一季度增长10.6%，第二季度增长10.1%，第三季度增长9.0%，第四季度增长6.8%。2008全年的增长为9%，大大低于2007年13%的增速。这种急速下滑使一些人担心，中国经济是否也会像世界其他经济体一样出现螺旋式下滑。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悲观地认为，中国经济会出现崩盘。
    中国问题专家鲍泰利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行的研讨会上表示，经济增长的急速下滑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大量失业，从而使中国当局面临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不过他指出，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良好，公司和家庭的财务状况也相当稳定，负债少。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刺激经济方面有很多的经验。
    基于这些因素，他得出结论说：“从总体上来看，我倾向于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崩溃，不会下沉。中国经济的增长性衰退将会在今年年中的某个时候触底，社会稳定能够得到维持。我这样说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我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是，在中国，引发危机的原因被看成是外部因素，人们没有指责政府对此负责。与此同时，人们认为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特别是在社会保障网方面。这至少给一些失业的人带来了最低程度的安全感。”
    这位前世界银行驻京办事处的负责人预计，中国在2009年会达到7.5%的增长。他还认为，中国不会出现通货紧缩的问题。不过，花旗银行经济和市场分析部全球新兴市场的主管唐纳德 汉纳认为，中国刺激经济增长的努力会带来通货紧缩的问题。
    他说：“通货紧缩会是一个大问题。增长的目标会通过人为的努力而比较容易实现，但是如果你是通过增加生产来实现增长，与此同时，你并不能像以前那样向海外市场推销这些产品，这会给中国国内的价格带来下行的压力。”
    汉纳还认为，虽然中国经济在2008年第四季度出现急速放缓，贸易顺差却因为进口的减少还在上升，但是这种趋势在2009年可能会出现逆转，原因是中国推出的庞大刺激措施会促使国内消费的增长，从而推动进口的增加。
    他说：“在不考虑增长与效率以及政策改革之间的得失的情况下，中国当局特别是在过去几个月对增长的关注以及他们在政策方面的灵活度将会使中国经济出现一个比较软的着陆。第一季度的年增长率显然会低于8%。坦率地说，甚至可能出现5%到6%的增长。但是在下半年，季度增长率会回升到8%甚至两位数，当然这要看政府实施财政扩张措施的速度有多快。”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盖保德表示，即使是在中国的贸易形势继续恶化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也不会出现直线下滑。
　　他说：“你会看到中国的贸易顺差在今后几年的时间里都会出现急剧减缓，但是你会得到固定资产投资的不断加强，城市家庭消费的增加，农村支出的稳定以及政府支出的迅速增加。我们会看到，增长会从第一季度的6.4%上升到8.6%左右。”盖保德说，只要你认为中国的经济刺激措施会产生一定的作用，你会得到8%到9%的增长数字。
　　 
3.发改委等9部门要求各级政府据财力继续增投入2009年02月01日新快报
　　据新华社电 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我国将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加快发展创业风险投资，促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
　　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等9部门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财力的增长情况，继续增加投入：主要通过无偿资助、贷款贴息、补助(引导)资金、保费补贴和创业风险投资等方式，加大对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加快自主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提高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水平。
　　根据9部门制定的政策，我国将鼓励按照市场机制设立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创业风险投资领域，扶持承担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任务企业的设立与发展。
　　上述政策规定，发展改革和财政等部门要积极培育、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对高技术产业领域处于种子期、起步期的重点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项目予以支持。
　　上述政策还要求商业银行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结合自身特点和业务需要，按照信贷原则，加大对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加强担保机构等融资支撑平台建设，为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项目融资提供服务。

4.春节后农民工群体就业隐忧 2009年01月19日  南风窗
　　当然，成都附近个别地区、个别行业的收入水平近年来也在提高，渐渐有了能够与沿海地区竞争的优势。成都市蒲江县就业服务管理局在2008年的工作总结中就反映“县内企业出现招工难”：随着招商引资工作力度的加大，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增多，县内用工日趋紧张，对外劳务输出需要转变为加强对外招工。
　　与政府所思所想相近的情况已经很普遍。曾经在广东省东莞市打工，现在希望在成都附近找到工厂工作的几名遂宁农民工开玩笑地表示：“如果东莞的老板和东莞的工厂也和我们一起来到四川就好了，这样我们打工时就离家更近了，甚至少拿点工资也愿意了。天远地远地跑出去打工，开始几年觉得新鲜，时间长了还是有些不乐意，其实现在四川的很多城市发展都很好了，能够看到、买到的东西不比东莞、深圳少。而且大家也不愿意撇家舍子外出打工，谁都想一家团团圆圆过日子。”
　　众所周知，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大都是在玩具、制鞋、服装等制造产业，撇开中国企业培训力度弱不说，即便是舍得掏钱培训，也只不过是针对员工所属工种的某一道工序进行“正规专业培训”，时间短，过程粗糙，很少有企业花钱对员工进行“一条龙”培训，除非是核心员工。另外，一些回乡农民工的就业期望普遍很高，对工作岗位挑肥拣瘦，从而出现了企业用人困难和求职者找不到岗位的现象。
　　农民工们还普遍表示，除了在四川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事实上回到农村也没有足够的土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守英认为，由于生活方式已经城市化，并且返乡也可能面临无地可种的局面，不能以为农民工返乡就可以解决其就业问题。他建议可取的解决方法是让农民工进入城市定居，加强培训，并转变工业布局。
　　类似的情况其实已经遍布中国大地。2008年11月中，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的调查显示，大多数返乡农民工在西部地区就地就业机会少和技术不适应，以前又主要从事初级加工工作，回乡后将很难找到工作。民盟重庆市委调研室就民工养老保险问题对中东西部的10个省市、20多个区县的16268名民工和家属，进行了为期3年的调研，发现有91.8%的民工无社会养老保险，21%的被调查户家中有两人以上没有承包地。　　由于“超生”和“土地流转”等原因，使一些农民未分配承包地和承包地已被征用，目前已经造成一部分农民工回家后已经无地可种，之前他们都是靠外出打工自我养活。国务院办公厅2008年12月20日发布通告指出，要切实保障返乡农民工土地承包权益。类似纠纷已经引起相关部门高度警觉。
　　春节后的担忧
　　“更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春节后会得到具体体现。目前许多农民工都是先回家去了，一是春节马上到了，他们顺便回家过节，二是大多数人手中仍然有些打工的积蓄，但是时间长些后，他们就必须考虑以后的生活来源了。”成都市一名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媒体记者说，“是靠土地为生，还是继续出门打工挣钱？如果他们能够顺利找到满意的工作还好，否则他们会大量滞留城市，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后果。”
　　春节后是个关键时期，以常理推断，如果到时候四川外出火车票仍然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可能就没那么严重，反之，就需要提高警惕。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失业率统计并不包括农民工，所谓失业人口，单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已经有学者建议将农民工纳入失业统计，可以更加客观地反映国内就业形势，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国内经济发展的状况。
　　2009年的就业问题已引起中国经济最高决策层的重视。2008年12月10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最大限度地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特别是要把握政策地平衡——推进结构升级和扶持就业创业相协调，经济竞争优势和吸纳就业能力两者同等重要。　　四川省是劳动力资源和劳务输出大省，目前劳务输出规模已达2000多万人，年劳务收入已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2008年12月19日，该省发布了《关于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切实解决失业返乡农民工有关问题的意见》，积极扶持失业返乡农民工创业，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陈璞表示，返乡农民工3个月以上未能重新就业的，可以进行失业登记，如果家庭特别困难，当地政府可按最低工资标准的70%，给予不超过半年的失业救助。另外，从2009年1月1日起，四川省将按期缴纳营业税的起征点幅度由现在的1500元至3500元，调整为5000元，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　　中国的出口企业大部分在1998年后形成，其主要劳动力基本是“80后农民工”，这些年轻的农民工几乎没有干过农活，年纪轻轻就成群结队到了沿海、发达地区。他们一直过着城市生活，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尽管多年来仍然没有被城市接纳。刘守英认为，这些人也许并不像大家预期的那样会大批回农村老家去。　　“国家对加快农业产业化呼吁了多年，但多半停留在口头上和纸面上。”张明说，“这些工作处理好了，眼下农民工返乡会有利于家乡经济发展，就像当初农民工出门打工是有利于外地的经济发展一样。”　　有经济学者认为，前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靠的是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很难长久持续，即使没有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自身的发展客观上也会要求转型，而转型的基础就是提高效率。
　　“如果要出现大量失业潮，应该是在春节之后，年底之前。”王敏说，“到时候不愿意种地的农民工肯定还要出门打工，如果在沿海、发达地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他们就会回到成都这样的家乡城市，对当地的各种压力就会显示出来了。”　　现在返乡农民工都回家过年，暂时不会重新找工作，但春节后他们涌向城里时，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5.“候鸟”农民工，何日返乡回  南风窗
　　“出门打了5年工，让我再也做不成农民啦。”2009年1月6日，农民工李敏站在成都市人才服务中心的大楼前笑嘻嘻地表示，“一方面是不会种地了，另一方面是习惯了热闹的城市生活，不想再回冷清的农村去了。”　　家住成都市金堂县农村的李敏之前一直在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的工厂里打工，直到前不久工厂倒闭，24岁的他才领了最后的工资回到四川老家。和大多数回乡的农民工一样，再次出门打工挣钱而不是回到土地上刨食，已经成为他们坚定的选择。
　　2008年11月初，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织六个调研组赴部分沿海地区和中部劳动力输出省市进行调研，随后完成的一份《金融危机对就业影响最新数据调查报告》显示：截至11月底，四川、重庆等10个劳动力输出大省农民工返乡数据总计有485万名，占2008年9月底外出务工人员的5.4%。另外，农业部根据固定观察点对10个省市的数据调查得出农民工提前回流量占农民工总量的6.5%；国家统计局也对四川、河南、安徽、湖北和湖南五个劳动力大省进行了快速调查，得出的数据是提前回流的农民工占整个外出农民工总量的5%~7%。仅据此保守估计，全国1.3亿外出农民工中大约已有780万人提前返乡。　尽管目前四川省尚未出现农民工大规模返乡浪潮，但四川省劳动保障厅官员认为未来两个月受经济危机影响返乡的农民工规模将会持续增长，“对本地的就业形势将带来影响”。
　　仍然要出门打工
　　“对于农民工返乡的情况，我们作为专业公司早已经注意到，并且已经进行了一些调研与准备工作。”四川宇辉人力资源管理公司行政经理王敏说，“当然我们并没有把因为金融危机返乡的人区别对待，而是和其他的人一样进行服务。”　　王敏表示，宇辉公司在2008年末的调查和宣传工作中已经发现的确有许多农民工返乡，但是其中承认是因为金融危机原因的并不多。
　　从成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09年1月4日出具的《关于我市近期外出民工返乡情况的专报》中可以看出：自2008年9月起至2009年1月4日止，成都市已有12.02万名外出民工返乡(省内返乡4.88万人，省外返乡7.14万人)，占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5.71%，其中因受金融危机影响企业减员返乡的仅为1.13万人，占返乡人员总数的9.37%。
　　“我不清楚媒体关于金融危机带来大量失业人潮的报道是怎么来的？反正从成都市的情况来看，这样的情况并不明显，还没有给我们形成很大压力。”成都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劳务开发处处长张明说，“成都民工返乡的原因很多，比如还包括地震灾后重建、农村新政影响、回乡创业政策影响等等因素，更重要的原因是西藏、青海两地季节性务工的返乡人员，因气候原因每年都集中在11月底开始陆续返乡。”据悉，截至1月4日，成都市受金融风暴影响返乡的仅为1.13万人，与2008年12月相比一周内新增778人，与11月底相比新增5837人，从这些数字和比例来分析，还不会对当地的就业和社会带来太大影响。或许只有等到春节后谋工困难时，地方的农民工群体及相关人员，才会认识到是经济形势出了问题。
　　目前，四川方面的农民工回流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大龄和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工返乡较多；二是制造业、建筑业中的农民工回流较多；三是农民工的工资出现下降的趋势，部分农民工自动或者被动离职返乡。 “当然，未雨绸缪一直是我们的工作思路，所以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应对工作，除了对各种数据的监控，还包括对农民工组织各种就业帮助活动，进行各种工作技能培训等等。”张明说，“从2009年1月4日起，成都市外返乡农民工、2008届以前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此前因企业经济性裁员的失业人员，这三类人群可申请领取成都市政府发放的价值500元的就业培训券。”　而王敏表示，具体调查后发现，四川省返乡农民工中有80%的人表示仍然要继续出门打工，仅有20%的人想就近找工作，几乎没有人表示愿意回到土地上去劳动，而所谓“就近”也包括到成都附近就业，因为目前的经济危机对四川的创伤并不大。显然，经过二三十年的农民进城运动，中国农民对城市的依赖已经远非从前可比，农民的命运早已和城市紧密相连。现在农业生产的收入仍然不高，而且四川省的人均土地也很少，所以出门打工仍然是最好的选择，现在愿意在土地上劳动的基本都是50岁以上的老人。　据记者了解，由于现代农业技术的迅速发展及普及，四川很多地区已经步入机械化生产，已经不需要太多的人手，以经济较发达、农业生产条件比较好的成都地区为例，目前理论上应该还有30%左右的劳动力可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为富余劳动力。　尽管去年底国务院部署2009年农村工作时，列出八大措施保农支农，明确提出“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城市繁荣时，可以吸纳农民工的贡献；城市经济增长出问题的时候，可以让农民工回乡，这原是部分学者论证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现实合理性的论据。现在，除有一部分返乡农民工有意在省内就业，更多的返乡川籍农民工还是打算回到沿海地区寻求发展，“因为比起四川来，那些地方的工作机会肯定多”，“相比打工，种地太辛苦了，而且我们也不太会干农活了。”　当然，也有返乡创业的个别成功案例。
　　就近就业的难度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农民收入结构中，45%为外出务工的非农业收入，农民新增收入中，又有70%来自于非农业务工增收，因此，农民工外出就业形势严峻将给未来农民增收带来很大困难。　成都市金堂县劳动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虽然社会上说法很多，但是真正来到中心服务点登记的返乡农民工基本还没有，现在每天来登记的仍然是一直在当地生活，并且希望在当地找工作的人。”　　其中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因为金融危机影响回家的人目前还不是很多，二是即使回了家的人仍然准备出门打工，而不考虑在本地找工作，所以目前此方面的情况并不常见。另外，对比前几年沿海发达地区企业积极到金堂本地招工的情况，目前已经明显减少，一方面是来招工的企业少了，另一方面则是本地农民工们都不愿意离家太远去打工了，“已经出去和没有出去的形成了两种情况”。　“四川地区大量农村青壮年出门打工，虽然也挣了一些钱回来，但是也带来了非常多的社会问题。”张明说，“‘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及‘爷爷奶奶带孙子’等众多令常人不情愿的社会情况大量出现，产生了许多不利于农村社会和谐的事件。”　他认为，就地、就近就业是最好的办法，但是现实中却很难做到，原因主要还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即西部和内陆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仍然很大，所以农民工愿意出门打工是无可厚非的。

6.中国能否成为经济危机中的大赢家2009-01-31――中国经济网
目前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成为了每个国家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经济危机中，“危”和“机”各是什么？
　　《旧唐书•魏徵传》中有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说到以史为镜，这一次的经济危机总是被人们与1930前后的那一次经济危机作比较，下面给大家转一个《西方闹危机，苏联获良机》的文章。那一次危机造成资本主义货物和技术设备大量过剩，物价大跌，为苏联大量引进和利用西方资金、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时机。苏联政府抓住了这一时机，采取多种形式利用西方经济危机发展本国经济。

　　同样是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同样是历史性的大萧条。上一次，苏联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没有陷入危机，反而获得良机，实现了大国崛起，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中国呢，能否成为这次经济危机中的大赢家呢？我们能否也向苏联学习，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呢？
　　请参考一下《青年参考》报道：
　　西方闹危机，苏联获良机
　　1921年，俄国终于结束了长达7年的一战和内战。到1926年，在“新经济政策”推行5年之后，工农业产量已经达到1914年一战以前的水平。1928年，苏联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席卷西方各国的时候，苏联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前期。西方的经济危机，恰恰成了苏联大国崛起的良机。
　　当时的苏联采取了下面的对外经济政策：
　　第一，引进技术。
　　1929年，苏联同西方专家签订的技术援助协定已达70多个项目，涉及冶金、工业机械、金属加工、燃料动力、石油化工、交通运输、农业机械、农业灌溉工程、汽车、轮船和飞机制造等多个重要经济部门。截至1931年，苏联接受技术援助的项目增加到124个，总值为8300万卢布(当时，1卢布约合0.5美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的一大批现代化骨干企业，尤其是在钢铁、机械、燃料动力、化工、汽车、拖拉机、飞机、造船等新的工业部门，许多是利用西方先进设备技术，甚至是在外国专家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据美国人萨顿《西方技术与苏联经济的发展(1930～1945年)》一书介绍，斯大林曾说，“在苏联，约有2／3的大型企业是在美国的帮助或技术援助下建成的……其余的，也大多是在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技术援助下建立的。”
　　第二，大量进口机器。
　　这个时期，苏联成为世界市场上机器的最大买主。1931年，美国出口的机器设备中，有50%是卖给苏联。1929 ～1930年，英国机器出口总量的70%是销往苏联，到1932年这个数字为90%。1931年，世界机器出口总量的 30%是销往苏联，193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0%。在苏联的进口总额中，1929年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了30.1%， 1932年则高达55.7%。1929～1932年，苏联进口机器设备的资金总计60.1亿卢布。
　　第三，重视“智力进口”。
　　西方在经济危机中，出现了大量的失业技术人员，他们被招聘到苏联工作。1932年，在苏联工作的外国专家达1919 人，技术人员10655人，分别比1928年增加了4倍多和20多倍。同时，苏联也通过“技术援助协定”等渠道，派遣人员出国学习。1929～1933年，仅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派往国外学习的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就达2000人。
　　第四，吸引国外贷款。
　　1929年之前，西方大国都不愿贷款给苏联，即使贷款也附有苛刻的条件。但西方在经济危机中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使得苏联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处于有利地位。1929～1931年，苏联先后从德国、奥地利、英国、意大利、美国、芬兰、日本、挪威、瑞典、丹麦、比利时、法国等十几个国家的私人银行获得贷款，到1933年底，苏联获得的贷款总计已达14亿卢布。
　　第五，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提出合作共赢的建议。
　　1933年6月，苏联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上，提出一项发展对外贸易，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计划，建议西方国家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以保证苏联正常出口，苏联则准备在短期内向国外提供总值约为10亿美元的订单，并可能在近期内购买1亿美元的有色金属，2亿美元的黑色金属，约1亿美元的纺织品、皮革原料和橡胶，约4亿美元的设备和5000万美元的消费品。这些建议，既有利于苏联经济发展，也有利于西方国家缓解危机，应该说展现了在国际舞台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